九三年八月夏天，我独自飞往香港离岛－－长洲。旧地重临，斗室局促，建在沙滩上，对坐水域，仿佛一段与记忆无言的交谈。每天，我关在屋内写“沉默之鸟”，太阳退往遥远的海平面，我出门走到依傍码头形成的夜市吃饭、饮啤酒。假日的离岛一入黄昏，年轻男女由度假小屋倾巢而出，像极每天深夜依时而来的大雨。孤单地坐在码头边饮啤酒，奇妙的陌生感引发生命中更巨大的宁静与我同席，视线穿越人影织成的火网，停在黑寂的海域，那里有一座我的小岛。八天后，我带着未完成的稿子依循原路线回到台北。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有着真实生活的写照，拼凑时空板块；生命使我了解不完整。

十一月，我在行李中装入进度形同停顿的“沉默之岛”，住进台北三芝山里一处社区，只有十分之一住屋率的社区，另一形式的岛。地形雨每日午后准时落在窗前，我在两座“岛”都遇见雨，如一种命运或暗示。我同样带着未写完的小说在天黑离去。然而岛的雏形已经建构明朗。

写作的过程使我沉默，其实目的地同样教人沉默；一篇定稿的小说让我了解完整，我因此无话可说，亨利．詹姆斯讲过：“生命里总也有甚至修伯特都无声以对的时候。”

我不惧怕等同命运一般的孤独，我相信是这个时代的小说将我送达文学的对岸，生命的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