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评介将这本书定义为“政治预言小说”，其实我关注的焦点不在“政治”。书的内容虽处处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但那些“政治”只是浮在外表的结果。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人类面临的困境追根溯源并非出自政治，而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追求。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与专制没有本质的区别。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难道不是步步跟在以西方为榜样的世界主流身后吗？即使是毛泽东时代，也照样把工业化奉为基本目标，无非手段有别而已。我描写中国毁灭，并非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是出自怨恨她未走西方之路。相反，以她最为薄弱的先天条件，沉沦于物质主义才是毁灭首先从她开始的原因。我以为，人类如果不改变自己的道路，同样的毁灭也会在中国以外同样发生。这本书描写世界毁灭是出自“黄ｈυò”同样只是一种浮在外表的结果。即使没有当今国际社会牵一发动全身的互动影响，人类目前的生存方式最终仍会将每个社会分别导向同样的毁灭，区别只是时间和诱发条件不同。

有人批评《黄ｈυò》有一种“穷困沙文主义”倾向（或被称作“人口帝国主义”）似乎是在向世界宣称：你们可以瞧不起中国，你们的命运最终却捏在我们手里，我们不能比你们富有，却能让你们毁灭。这种自己活不成也要按住别人一块死、而且还为此得意的心态无疑是可憎的，但是我绝无此意。我只是想展现一个事实：无论有无中国政府进行组织操纵（如书中所写），中国一旦崩溃，“黄ｈυò”都会涌向世界。当年几十万越南船民可以把世界搞得不堪重负，如果十多亿中国人争相走出国境，很难想像不令世界陷入绝境。今天，反向的“殖民”──即穷国向富国、弱国向强国的“殖民”已是有目共睹，也许还算是一种历史的轮回或索债吧。当然，人类的灾难有多种方式：生态惩罚，全球大战，怪病蔓延──不一定非由“黄ｈυò”导致。我之所以写“黄ｈｕò”只是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恰好对这种威胁看得更清楚，并且它毕竟是各种可能之中的一种，应该有人展示。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本书是为配合邓小平恫吓西方而写的，目的是使西方国家不敢破坏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出于西方自身的利益与安全，只有帮助中共保持稳定。我这本书写在邓小平发出“黄ｈυò”威胁之前，并且我也敢保证邓没有向我讨教。不过邓既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看不到“黄ｈυò”并且不打这张牌倒是会令人奇怪的。问题在于哪怕全世界一齐努力，又是否能实现邓小平稳定中国的愿望，或是消除“黄ｈｕò”的可怕前景呢？以邓的思维，大概以为政治能解决一切，然而他所推行的政治对解决中国的根本危机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这个世界的多数政治家都与他一道，正在向着同一个方向──于有限世界追求无限财富──引导自己的人民。那么当大伙一块拥挤在通向毁灭之路时，又如何能指望国际社会帮助中国避免“黄ｈυò”？毁灭何以能救毁灭呢？

从“预言”的角度来讲，我宁愿看到书中的具体描写与事实发展不相符，也不愿被人夸赞自己有算命天才。《黄ｈυò》完稿时没有预见到一年后的苏联解体（据说连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一样缺乏眼力），这次做的修改主要在于顺应这个变化。看过上一版的读者可以发现，改动不多。我不认为需要大改。尽管世界的具体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我来看都在表皮。显露在世界外表的是各种各样的变数与偶然，难以预见，然而主导世界的却是内在的必然。变数与偶然可以大不相同、千变万化，必然的趋势却并不会由此改变方向。在这种必然的意义上，我对自己在书中所作的“预言”又深感不可抗拒、劫数难逃。不过若能让我来选择，我真心希望《黄ｈυò》描写的一切永远不会发生。能因这个预言失误被戴上“谵语者”的帽子，我一定视为最大幸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