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宅  

  谕南儿知悉:我家旧宅已为俞老伯购入,本星期六为其进屋吉期,届时可请假返家,同往祝贺。切切。
   父字十六日


  读完了信,又想起了我家的旧宅,便默默地抽一支淡味的烟,在一种轻淡的愁思里边,把那些褪了色的记忆的碎片,一片片地捡了起来。
  旧宅是一座轩朗的屋子,我知道这里边有多少房间,每间房间有多少门,多少灯,我知道每间房间墙壁上油漆的颜色,窗纱的颜色,我知道每间房间里有多少钉——父亲房间里有五枚,我的房间有三枚。本来我的房间里是一枚也没有的,那天在父亲房间里一数有五枚钉,心里气不过,拿了钉去敲在床前地板上,刚敲到第四枚,给父亲听见了,跑上来打了我十下手心,吩咐下次不准,就是那么琐碎的细事也还记得很清楚。
  还记得园子里有八棵玫瑰树,两棵菩提树,还记得卧室窗前有一条电线,每天早上醒来,电线上总站满了麻雀,冲着太阳歌颂着新的日子,还记得每天黄昏时,那叫做根才的老园丁总坐在他的小房子里吹笛子,他是永远戴着顶帽结子往下陷着点儿的,肮脏的瓜皮帽的。还记得暮春的下午,时常坐在窗前,瞧屋子外面那条僻静的路上,听屋旁的田野里杜鹃的双重的啼声。
  那时候我有一颗清静的心,一间清净的,奶黄色的小房间。我的小房间在三楼,窗纱上永远有着电线的影子。白鸽的影子,推开窗来,就可以看到青天里一点点的,可爱的白斑痕,便悄悄地在白鸽的铃声里怀念着人鱼公主的寂寞,小铅兵的命运。
  每天早上一早就醒来了,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一点人声,只有风轻轻地在窗外吹着,像吹上每一片树叶似的。躺在床上,把枕头底下的《共和国民教科书》第五册掏出来,低低地读十遍,背两遍,才爬下床来,赤脚穿了鞋子走到楼下,把老妈子拉起来叫给穿衣服,洗脸。有时候,走到二层楼,恰巧父亲们打了一晚上牌,还没睡,正在那儿吃点心,便给妈赶回来,叫闭着眼睡在床上,说孩子们不准那么早起来。睡着睡着,捱了半天,实在捱不下去了,再爬起来,偷偷的掩下去,到二层楼一拐弯,就放大了胆达达的跑下去:
  “喝,小坏蛋,又逃下来了!”妈赶出来,一把抓回去,打了几下手心才给穿衣服。
  跟着妈走到下面,父亲就抓住了给洗脸,闹得一鼻子一耳朵的胰子沫,也不给擦干净。拿手指挖着鼻子孔,望着父亲不敢说话。大家全望着笑。心里气,又不敢怎么着,把胰子沫全抹在妈身上,妈笑着骂,重新给洗脸,叫吃牛奶。吃了牛奶,抹抹嘴,马上就背了书包上学校;妈总说:
  “傻子,又那么早上学校去了,还只七点半呢。”
  晚上放学回去,总是一屋子的客人,烟酒,和谈笑。父亲总叼着雪茄坐在那儿听话匣子里的“洋人大笑”,听到末了,把雪茄也听掉了,腰也笑弯了,一屋子的客人便也跟着笑弯了腰。父亲爱喝白兰地,上我家来的客人也全爱喝白兰地;父亲爱上电影院,上我家来的客也全爱上电影院;父亲信八字,大家就全会看八字。他们会从我的八字里边看出总统命来。
  “世兄将来真是了不得的人物!我八字看多了,就没看见过那么大红大紫的好八字。”
  父亲笑着摸我的脑袋,不说话;他是在我身上做着黄金色的梦呢。每天晚上,家里要是没有客人,他就叫我坐在他旁边读书,他闭着眼,抽着烟,听着我。他脸上得意的笑劲儿叫我高兴得一遍读得比一遍响。读了四五遍,妈就赶着叫我回去睡觉。她是把我的健康看得比总统命还要重些的。妈喜欢打牌,不十分管我,要父亲也别太管紧了我,老跟父亲那么说:
  “小孩子别太管严了,身体要紧,读书的日子多着呢!”
  父亲总笑着说:“管孩子是做父亲的事情,打牌才是你的本分。”
  真的,妈的手指是为了骨牌生的,这么一来,父亲的客人就全有了爱打牌的太太。我上学校去的时候,她们还在桌子上做中发白的三元梦;放学回来,又瞧见她们精神抖擞地在那儿和双翻了。走到妈的房间里边,赶着梳了辫子的叫声姑姑,见梳了头的叫声丈母;那时候差不多每一个女客人都是我的丈母,这个丈母搂着我心肝,乖孩子的喊一阵子,那个丈母跟我亲亲热热的说一回话,好容易才挣了出来,到祖母房间里去吃莲心粥。是冬天,祖母便端了张小椅子放在壁炉前面,叫我坐着烤火,慢慢儿地吃莲心粥。天慢慢儿地暗下来,炉子里的火越来越红了,我有了一张红脸,祖母也有了一张红脸,坐在黑儿里这喃喃地念佛,也不上灯。看看地上的大黑影子,再看看炉子里烘烘地烧着的红火,在心里边商量着还是如来佛大,还是玉皇大帝大;就问祖母:
  “奶奶,如来佛跟玉皇大帝谁的法力大?”
  祖母笑说:“傻子,罪过。”
  便不再作声,把地上躺着的白猫抱上,叫睡在膝盖儿上不准动,猫肚子里打着咕噜,那只大钟在后边儿嗒嗒地走,我静静儿的坐着,和一颗平静空寂的心脏一同地。
  是夏天,祖母便捉住我洗了个澡,扑得我一脸一脖子的爽身粉,拿着莲心粥坐到园子里的菩提树下,缓缓地挥着扇子。躺在藤椅上,抬起脑袋来瞧乌鸦成堆的打紫霞府下飞过去。那么寂静的夏天的黄昏,藤椅的清凉味,老园丁的幽远的笛声,是怎么也不会忘了的。
  一颗颗的星星,夜空的眼珠子似的睁了满天都是,祖母便教我数星:
  “牛郎星,织女星,天上有七十六颗扫帚星,八十八颗救命星,九十九颗白虎星,……”
  数着数着便睡熟在藤椅里了,醒来时却睡在祖母床上,祖母坐在旁边,拿扇子给我赶蚊子,手里拿着串佛珠,打翻了一碗豆似的,悉悉地念着心经。我一动,她就接着我叫慢着起来说:
  “刚醒来,魂灵还没进窍呢。”
  便静静地躺在床上。
  那只大灯拉得低低的压在桌子上面,灯罩那儿还扎了条大手帕,不让光照到我脸上。桌子上面放了一脸盆水。数不清的青色的小虫绕着电灯飞,飞着飞着就掉到水里边。那些青色的小虫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天天瞧它们绕着灯尽飞,瞧它们糊糊涂涂地掉到水里边。祖母房间里的东西全是我的老朋友,到现在我还记得它们的脸,它们的姿态的:床上的那只铜脚炉生了一脸的大麻子,做人顶诚恳,跟你讲话就像要把心掏出来你看似的;挂在窗前的那柄纱团扇有着轻桃的身子;那些红木的大椅子,大桌子,大箱大柜全生得方头大耳,挺福相的。
  躺到七点钟模样,才爬起来,到楼上和妈一同吃饭,每天晚餐里总有火腿汤的。因为我顶爱喝火腿汤,吃了饭,就独自个儿躲在房间里,关上了房门,爬在桌子底下,把一些家私掏出来玩着。我有一只小铁箱,里边放了一颗水晶弹子,一张画片,一只很小的金元宝,一块金锁片,一只水钻的铜戒指,一把小手枪,一枚针——那枚针是我的奶妈的,她死的时候,我便把她扎鞋帮的针偷了来,桌子底下的墙上有一个洞,我的小铁箱就藏在这里边,外面还巧妙地按了层硬纸,不让人家瞧见里边的东西。
  抓抓这个,拿拿那个,过了一回,玩倦了,就坐在桌子底下喊老妈子。老妈子走了进来,一面咕噜着:
  “这么大的孩子,还要人家给脱衣服。”一面把我按在床上,狠狠的给脱了袜子,鞋子,放下了帐子,把床前的绿纱灯开了,就走了。
  躺着瞧那绿纱里的一朵安静的幽光,朦胧地想着些夏夜的花园,笛声,流水,月亮,青色的小虫,又朦胧地做起梦来。
  礼拜六,礼拜天,和一些放假的日子也待在家里,那些悠长的,安逸的下午,我总坐在园子里,和老园丁,和祖母一同地;听他们讲一些发了霉的故事,笑话,除了上学校,新年里上亲戚家里拜年,是不准走到这屋子外面去的。我的宇宙就是这座屋子,这座屋子就是我的宇宙,就为了父亲在我身上做着黄金色的梦:
  “这孩子,我就是穷到没饭吃,也得饿着肚子让他读书的。”那么地说着,把我当了光宗耀祖的千里驹,一面在嘴犄角儿那儿浮上了得意的笑。父亲是永远笑着的,可是在他的笑脸上有着一对沉思的眼珠子。他是个刚愎,精明,会用心计,又有自信力的人。那么强的自信力!他所说的话从没一句错的,他做的事从没一件错的。时常做着些优美的梦,可是从不相信他的梦只是梦;在他前半世,他没受过挫折,永远生存在泰然的心境里,他是愉快的。
  母亲是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的气分的,还有些神经质。她有着微妙敏锐的感觉,会听到人家听不到的声音,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形影。她有着她自己的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跑进去的世界,可是她的世界是由舒适的物质环境来维持着的,她也是个愉快的人。
  祖母也是个愉快的人,我就在那些愉快的人,愉快的笑声里边长大起来。在十六岁以前,我从不知道人生的苦味。
  就在十六岁那一年,有一天,父亲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放学回去,屋子里静悄悄的没一点牌声,谈笑声,没一个客人,下人们全有着张发愁的脸。父亲独自个儿坐在客厅里边,狠狠地抽着烟,脸上的笑劲儿也没了,两圈黑眼皮,眼珠子深深地陷在眼眶里边。只一晚上,他就老了十年,瘦了一半。他不像是我的父亲;父亲是有着愉快的笑脸,沉思的眼珠子,蕴藏着刚毅坚强的自信力的嘴的。他只是一个颓丧,失望的陌生人。他的眼珠子里边没有光,没有愉快,没有忧虑,什么都没有,只有着白茫茫的空虚。走到祖母房里,祖母正闭着眼在那儿念经,瞧我进去,便拉着我的手,道:
  “菩萨保佑我们吧!我们家三代以来没做过坏事呀!”
  到母亲那儿去,母亲却躺在床上哭。叫我坐在她旁边,唠唠叨叨地,跟我诉说着:
  “我们家毁了!完了,什么都完了!以后也没钱给你念书了!全怪你爹做人太好,太相信人家,现在可给人家卖了!”
  我却什么也不愁,只愁以后不能读书;眼前只是漆黑的一片,也想不起以后的日子是什么颜色。
  接着两晚上,父亲坐在客厅里,不睡觉也不吃饭,也不说话,尽抽烟,谁也不敢去跟他说一声话;妈躺在床上,肿着眼皮病倒了。一屋子的人全悄悄的不敢咳嗽,踮着脚走路,凑到人家耳朵旁边低声地说着话。第三天晚上,祖母哆嗦着两条细腿,叫我扶着摸到客厅里,喊着父亲的名字说:
  “钱去了还会回来的,别把身体糟坏了。再说,英儿今年也十六岁了,就是倒了霉,再过几年,小的也出世了,我们家总不愁饿死。我们家三代没做过坏事啊!”
  父亲叹了口气,两滴眼泪,蜗牛似的,缓慢地,沉重地从他眼珠子里挂下来,流过腮帮儿,笃笃地掉到地毡上面。我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两块千斤石跌在地上似的,整个屋子,我的整个的灵魂全振动了。过了一回,他才开口道:
  “想不到的!我生平没伤过阴,我也做过许多慈善事业,老天对我为什么那么残酷呢!早几天,还是一屋子的客人,一倒霉,就一个也不来了。就是来慰问慰问我,也不会沾了晦气去的。”
  又深深地叹息了一下。
  “世界本来是那么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菩萨保佑我们吧!”
  “真的有菩萨吗?嘻!”冷笑了一下。
  “胡说!孩子不懂事。”祖母念了声佛,接下去道:“还是去躺一回吧。”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把五十多岁的儿子拉着去睡在床上,不准起来,就像母亲把我按在床上,叫闭着眼睡似的。
  上了几天,我们搬家了。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把桌子底下的那只小铁箱拿了出来,放了一张纸头在里边,上面写着:
  “应少南之卧室,民国十六年五月八日”,去藏在我的秘密的墙洞里,找了块木片把洞口封住了;那时原怀了将来赚了钱把屋子买回来的心思的。
  搬了家,爱喝白兰地的客人也不见了,爱上电影院的客人也不见了,跟着父亲笑弯了腰的客人也不见了,母亲没有了爱打牌的太太们,我没有了总统命,没有了丈母,没有奶黄色的小房间。
  每天吃了晚饭,屋子里没有打牌的客人,没有谈笑的客人,一家人便默默地怀念着那座旧宅,因为这里边埋葬了我的童年的愉快,母亲的大三元,祖母的香堂,和父亲的笑脸。只有一件东西父亲没忘了从旧宅里搬出来,那便是他在我身上的金黄色的梦。抽了饭后的一支烟,便坐着细细地看我的文卷,教我学珠算,替我看临的黄庭经。时常说:“书算是不能少的装饰品,年纪轻的时候,非把这两件东西弄好不可的。”就是在书算上面,我使他失望了。临了一年多黄庭经,写的字还像爬在纸上的蚯蚓,珠算是稍为复杂一点的数目便会把个十百的位置弄错了的。因为我的书算能力的低劣,对我的总统命也怀疑起来。每一次看了我的七歪八倒的字和莫名其妙的得数,一层铅似的忧郁就浮到他脸上。望着我,尽望着我;望了半天,便叹了口气,倒在沙发里边,揪着头发:
  “好日子恐怕不会再回来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珠子,我知道他的眼珠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叫我难受得发抖的空白。
  那年冬天,祖母到了她老死的年龄,在一个清寒的十一月的深夜,她闭上了眼睑。她死得很安静,没喘气,也没捏拗,一个睡熟了的老年人似的。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对父亲说的:
  “耐着心等吧,什么都是命,老天会保佑我们的。”
  父亲没说话,也没淌眼泪,只默默地瞧着她。
  第二年春天,父亲眼珠子里的忧郁淡下去了,暖暖的春意好像把他的自信力又带了回来,脸上又有了愉快的笑劲儿。那时候我已经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来总可以看到一些温和的脸,吃一顿快乐的晚饭,虽说没有客人,没有骨牌,没有白兰地,我们也是一样的装满了一屋子笑声。因为父亲正在拉股子,预备组织一个公司。他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总和我对坐着,一对天真的孩子似他说着发财以后的后:
  “发了财,我们先得把旧宅赎回来。”
  “我不愿意再住那间奶黄色的小房间了,我要住大一点的。我已经是一个大人咧。”
  “快去骗个老婆回来!娶了妻子才让你换间大屋子。”
  “这辈子不娶妻子了。”
  “胡说,不娶妻子,生了你干吗?本来是要你传宗接代的。”
  “可是我的丈母现在全没了。”
  “我们发了财,她们又会来的。”
  “就是娶妻,我也不愿意请从前上我们家来的客人。”
  “那些势利的混蛋,你瞧,他们一个也不来了。”
  “我们住在旧宅里的时候,不是天天来的吗?”
  “我们住在旧宅里的时候,天天有客人来打牌的。”
  “旧宅啊!”
  “旧宅啊!”
  母亲便睁着幻想的眼珠子望着前面,望着我望不到的东西,望着辽远的旧宅。
  “总有一天会把旧宅赎回来的。”
  在空旷的憧憬里边,我们过了半个月活泼快乐的日子;我们扔了丑恶的现实,凝视着建筑在白日梦里的好日子。可是,有一天,就像我十六岁时那一天似的,八点钟模样,父亲回来了,和一双白茫茫的眼珠子一同地。没说话,怔着坐了一会儿,便去睡在床上。半晚上,我听到他女人似的哭起来。第二天,就病倒了。那年的暑假,我便在父亲的病榻旁度了过去。
  “人真是卑鄙的动物啊!我们还住在旧宅里边时,每天总有两桌人吃饭,现在可有一个鬼来瞧瞧我们没有?我病到这步田地,他们何尝不知道!许多都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许多还是我一手提拔出来的,就是来瞧瞧我的病也不会损了他们什么的。人真是卑鄙的动物啊!我们还住在旧宅里边时,害了一点伤风咳嗽就这个给请大夫,那个给买药,忙得屁滚尿流——对待自己的父亲也不会那么孝顺的,我不过穷了一点,不能再天天请他们喝白兰地,看电影,坐汽车,借他们钱用罢咧,已经看见我的影子都怕了。要是想向他们借钱,真不知道要摆下怎样难看的脸子!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喃喃地诉说着,末了便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这不是病,这是一种抑郁;在一些抑郁的眼泪里边,父亲一天天地憔悴了。
  在床上躺了半年,病才慢慢儿的好起来,害了病以后的父亲有了颓唐的眼珠子,蹒跚的姿态,每天总是沉思地坐在沙发里咳嗽着,看着新闻报本埠附刊,静静地听年华的跫音枯叶似的飘过去。他是在等着我,等我把那座旧宅买回来。是的,他是在耐着心等,等那悠长的四个大学里的学年。可是,在这么个连做走狗的机会都不容易抢到的社会里边,有什么法子能安慰父亲颓唐的暮年呢?
  我的骨骼一年年地坚实起来,父亲的骨骼一年年地脆弱下去。到了我每天非刮胡髭不可的今年,每天早上拿到剃刀,想起连刮胡髭的兴致和腕力都没有了的父亲,我是觉得每一根胡髭全是生硬地从自己的心脏上面刮下来的。时常好几个礼拜不回去;我怕,我怕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在——
  “喝吧,吃吧,我的血,我的肉啊!”那么地说着。
  我是在喝着他的血,吃着他的肉;在他的血肉里边,我加速度地长大起来,他加速度地老了。他的衰颓的咳嗽声老在我耳朵旁边响着,每一口痰都吐在我心脏上面。逃也逃不掉的,随便跑到哪儿,他总在我耳朵旁边咳嗽着,他的抑郁的眼珠子总望着我。
  到了星期六,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去,我总孤独地待在学校里。下午,便独自个儿坐在窗前,望着寂寞的校园,瘖瘖地:
  “要是在旧宅里的时候,每星期回去可以找到一个愉快的父亲的。”怀念着失去了的旧宅里的童年。“父亲也在怀念着吧?怀念一个旧日的恋人似的怀念着吧!”
  六年不见了的旧宅也该比从前苍老得多了,具想再到这屋子里边去看一次,瞧瞧我的老友们,那间奶黄色的小房间,床根那儿的三枚钉,桌子底下墙洞里的小铁箱。接到父亲的信的那星期六下午——是一个晴朗的五月的下午,淡黄的太阳光照得人满心欢喜,父亲的脸色也明朗得多——和父亲一同地去看我们的旧宅,去祝贺俞老伯的进屋吉期。
  那条街比从前热闹得多了,我们的屋子的四面也有了许多法国风的建筑物,街旁也有了几家铺子,只是我们的屋子的右边,还是一大片田野,中间那座倾斜的平房还站在那儿,就在腰上多加了一条撑木,粉墙更黝黑了一点。旧宅也苍老了许多,爬在墙上的紫藤已经有了昏花的眼光,那间奶黄的小房间的窗关着,太阳光照在上面,看不出里边窗纱的颜色,外面的百叶窗长了一脸皱纹,伸到围墙外面来的菩提树有了婆娑的姿态。
  我们到得很早,客厅里只三个客人,客厅里的陈设和从前差不多,就多了只十二灯的落地无线电收音机。俞老伯不认识我了,从前他是时常到我家来的,搬了家以后,只每年新年里边来一次,今年却连拜年也没来。他见了我,向父亲说:
  “就是少南吗?这么大了!”
  “日子真容易过,在这儿爬着学走路还像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已经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吗,那时候我们年纪轻,差不多天天在这屋子里打牌打一通夜,现在兴致也没了,精力也没了。”
  “搬出了这屋子以后的六年,我真老得厉害啊!”父亲叹息了一下,望着窗外的园子不再做声。
  俞老伯便回过身来问我在哪儿念书,念的什么科,多咱能毕业,听我说念的文科,他就劝我改理科,说了一大篇中国缺少科学人才的话。
  坐了一回,客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谈着笑着。俞老伯说过几天公债一定还要跌,他们也说公债还要跌;俞老伯说东,他们连忙说东,说西,也连忙说西。父亲只默默地坐着,他在想六年前的“洋人大笑”;想那些跟着他爱喝白兰地的客人,跟着他爱上电影院的客人;想他的雪茄;想他的沙发。
  “去瞧瞧你的屋子。”父亲站了起来,又对我说:“跟我去瞧瞧吧,六年没来了。”
  “你们爷儿俩自己去吧,我也不奉陪了,反正你们是熟路。”俞老伯说。
  “对了,我们是熟路。”一层青色的忧郁从父亲的明朗的脸色上面掠了过去。
  我跟在他后面,走到客厅后边楼梯那儿。在楼梯拐弯那儿,父亲忽然回过身子来:
  “你知道这楼梯一共有几级?”
  “五十二级。”
  “你倒还记得,这楼梯得拐三个弯,每一个拐弯有十四级。造这屋子是我自己打的图样,所以别的事情不大记得清楚,这屋子里有几粒灰尘我也记得起来的。每一级有两英尺阔,十英寸高,八英尺长,你量一下,一分不会错的。”
  说着说着到了楼上,父亲本能地往他房里走去。墙上本来是漆的淡绿色的漆,现在改漆了浅灰的。瞎子似的,他把手摸索着墙壁,艰苦地,一步步的捱进去。他的手哆嗦着,嘴也哆嗦着,低得听不见的话从他的牙齿里边漏出来:
  “我们的床是放在那边窗前的,床旁边有一只小机,机上放着只烟灰盘,每晚上总躺在床上抽支烟的。机上还有盏绿纱罩着的灯——还在啊,可是换了红纱罩了。”
  走到灯那儿,转轻地摸着那盏灯,像摸一个儿子的脑袋似的。
  “他们为什么不把床放在这儿呢?”看看天花板,又仔细地看每一块地板:“现在全装了暗线了,地板倒还没有坏,这是抽木镶的,不会坏的,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这屋子是我造的,这房间里我睡过十八年,是的,我睡过十八年,十八年,十八年……”
  隔壁房间里正在打牌,那间房子本来是母亲的客厅和牌室,大概现在也就是俞太太的客厅和牌室了吧,一些女人的笑声和孩子们的声音很清晰地传到这边来,就像六年前似的。
  “再到别的房间去瞧瞧吧。”父亲像稍为平静了些,只是嘴唇还哆嗦着。
  走过俞太太的客厅的时候,只见挤满了一屋子的,年轻的,年老的太太们。
  “六年前,这些人全是我的丈母呢!”那么地想着。
  父亲和俞太太招呼了一下:“来瞧瞧你们的新房子。”也不跑进去,直往顶东面从前祖母的房间里走去。像是他们的小姐的闺房,或皇他们的少爷的新房,一房间的立体儿的衣橱,椅子,梳妆台,那四只流线式的小沙发瞧过去,视线会从那些飘荡的线条和平面上面滑过去似的。又矮又阔的床前放了双银绸的高跟儿拖鞋,再没有大麻子的铜脚炉了。祖母的红木的大箱大橱全没了!挂观音大士像的地方儿挂一张琼克劳福的十寸签名照片,放香炉的地方放着瓶玫瑰——再没有恬静的素香的烟盘绕着这古旧的房间!我想着祖母的念佛珠,没有门牙的嘴,莲心粥,清净空寂的黄昏。
  “奶奶是死在这间屋子里的。”
  “奶奶死了也快六年了!”
  “上三层楼去瞧瞧吧?”
  “去瞧瞧你的房间也好。”
  我的房间一点没改动,墙上还是奶黄色的油漆,放一只小床,一辆小汽车,只是没挂窗纱,就和十年前躺在床上背《共和国民教科书》第五册时那么的。推开窗来,窗外的园子里那些小树全长大了,还是八颗玫瑰树,正开了一树的花,窗前那条电线上面,站满了麻雀,吱吱喳喳的闹。十年前的清净的心,清净的小房间啊!我跑到桌子底下想找那只小铁箱,可是那墙洞已经给砌没了。床根那儿的三枚钉却还在那儿,已经秃了脑袋,发着钝光。
  “那三枚钉倒还在这儿!”看见六年不见的老友,高兴了起来。
  父亲忽然急急地走了出去:“我们去吧。”头也不回地直走到下面,也没再走到客厅里去告辞,就跑了出去。到了外面,他的步伐又慢了起来,低着脑袋,失了知觉地走着。
  已经是黄昏时候,人的轮廓有点模糊,我跟在父亲后边,也不敢问他可要雇车,正在为难,瞧见他往前一冲,要摔下去的模样,连忙抢上去扶住了他的胳膊。他站住了靠在我身上咳嗽起来,太阳穴那儿渗出来几滴冷汗。咳了好一会才停住了,闭上了眼珠子微微地喘着气,鼻子孔里慢慢儿的挂下一条鼻涎子来。
  “爹爹,我们叫辆汽车吧?”我凑到他耳朵旁边低声地说——天哪,我第一次瞧见他的鬓发真的已经斑白了。
  他不说话,鼻涎子尽挂下来,挂到嘴唇上面也没觉得。
  我掏出手帕来,替他抹掉了鼻涎,扶着他慢慢儿的走去。
    193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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