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中环一个公园。很小一块绿地，被四边的摩天大楼紧紧裹着，大楼的顶端插入云层，底部小公园像大楼与大楼之间一张小小吊床，盛着一点青翠。

淙淙流水旁看见一块凹凸有致的岩石，三个人各选一个角，坐了下来。一个人仰望天，一个人俯看地，我看一株树，矮墩墩的，树叶油亮茂盛，挤成一团浓郁的深绿。

这三个人，平常各自忙碌。一个，经常一面开车一面上班，电话一个接一个，总是在一个红绿灯与下一个红绿灯之间做了无数个业务的交代。睡觉时，手机开着，放在枕边。另一个，天还没亮就披上白袍开始巡房，吃饭时腰间机器一响就接，放下筷子就往外疾走。和朋友痛快饮酒时，一个人站在角落里捂着嘴小声说话，仔细听，他说的竟是，“尸体呢？”“家属到了没？”“从几楼跳的？几点钟？”然后不动声色地回到热闹的餐桌。人们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大伙散时，他就一个人匆匆上路，在夜色迷茫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风景，想不完的事情，问不完的问题，爱不完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忙，忙死了。

可是我们决定一起出来走走。三个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然后，我就看见它了。

在那一团浓郁的深绿里，藏着一只浓郁深绿的野鹦鹉，正在啄吃一粒绿得发亮的杨桃。我靠近树，仰头仔细看它。野鹦鹉眼睛圆滚滚的，也看着我。我们就在那杨桃树下对看。

另外两个人，也悄悄走了过来。三个人，就那样立在树下，仰着头，屏息，安静，凝视许久，一直到野鹦鹉将杨桃吃完，吐了核，拍拍翅膀，“哗”一下飞走。

我们相视而笑，然后开始想念那缺席的一个人。

是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下午。我看见他们两鬓多了白发，因此他们想必也将我的日渐憔悴看在眼里。我在心疼他们眼神里不经意流露的风霜，那么——他们想必也对我的流离觉得不舍？

只是，我们很少说。

多么奇特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是好友，我们会彼此探问，打电话、发短信、写电邮、相约见面，表达关怀。如果我们是情人，我们会朝思暮想，会嘘寒问暖，会百般牵挂。如果我们是夫妻，只要不是怨偶，我们会朝夕相处，会耳提面命，会如影随形，会争吵，会和好，会把彼此的命运紧紧缠绕。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会跟好友一样殷勤探问，不会跟情人一样长相厮磨，不会跟夫妇一样同船共渡。所谓兄弟，就是家常日子平淡过，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各自做各自的抉择和承受。我们聚首，通常不是为了彼此，而是为了父亲或母亲。聚首时即使促膝而坐，也不必然会谈心。即使谈心，也不必然有所企求——自己的抉择，只有自己能承受，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了然在心。有时候，我们问，母亲也走了以后，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然而，又不那么简单，因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其它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我们清楚地记得彼此的儿时——老榕树上的刻字、日本房子的纸窗、雨打在铁皮上咚咚的声音、夏夜里的萤火虫、父亲念古书的声音、母亲快乐的笑、成长过程里一点一滴的羞辱、挫折、荣耀和幸福。有一段初始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譬如你的小名，或者，你在哪一棵树上折断了手。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公尺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尺，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阖，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