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我们该谈下去谈下去，彻夜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浓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炫丽。
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儿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着，因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见一个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鲸鱼也有浅滩的困境。动完剧烈的手术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静养的地方。我说，太湖边吧！你是水乡的孩子，到湖边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树，放一箱线装书在柳树下，线装书书目我提供，从陆游《入蜀记》到苏轼诗集，我帮你准备。
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半晌，他回过神来，深深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知道那叹气的意思。余先生，我平和地说，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位九十岁的人回到他故乡的权利。
我很平和地说，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他没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兰。风光明媚如画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一个龟头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个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学在星空水光中流着眼泪唱着歌，谈抛头颅洒热血、谈救国家救民族……
从新西兰休息回来，我发现，他已经衰弱到无力叙述的程度。从新西兰一路抱回来的绒毛黑狗，他说:“送给你。”黑狗明显的是只婴儿狗，幼稚可爱得令人难以抗拒，我抱着上班。可是他怎么会买玩具狗？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
在病房里，握起他仍旧温暖的手，我深深弯下；眼泪滴在他手背上。江南的孩子啊，带着我们的不舍和眼泪，你上路吧。如果这个世界这个世纪的种种残忍和粗暴不曾吓着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风明月细浪拍岸了。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江苏武进人，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一九四九年来台后，创办台湾大报之一《中国时报》，余先生戒严时代守护知识与真相，不遗余力，树立了一代报人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