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到了琅勃拉邦你一定要去找苏麦，他的法国餐馆就在小学对面，有敞开的透明厨房。寮国(老挝)那么多年是法国殖民地，法国餐厅很地道的。

老街就那么一条，学校就那么一间，我们一下子就站在那透明的法国厨房前了。找苏麦？小伙子遥指对街。街上只有一只黄狗躺在街心，两个撑着黑伞的僧人走过，鲜黄色的袈裟在风里飘动。苏麦正坐在一株菩提树下，刚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法国餐厅中午不开火，你们要晚上来，苏麦说。但是，如果不介意，要不要跟我一起吃午餐呢，就在这里？

菩提树下，苏麦坐在一条矮板凳上，小食摊的主人坐在他对面，是个背有点驼的老者。食摊上有深绿色的香蕉叶，黏滋滋的糯米饭，整条的烤鱼，各种渍菜和不认识的香料。我们愉快地坐下，用手抓饭。

操场上有孩子们大声嘻笑、打闹追逐的声音，脚踏车辚辚踩过，摩托车噗噗驶过，操各种语言的旅客像小溪一样流过──大多是欧洲来的年轻背包客，不能“吃苦”的人不会来寮国旅游。大概街心有点热了，黄狗抖了下身躯，摇摇摆摆来到了食摊边，无聊地趴下。阳光把一圈一圈浮动的光影从菩提叶与叶之间花花洒下来。

苏麦费力地讲英语，带着浓浓的法国腔。他五岁就到了法国，二十二岁才回寮国结婚，但是二十八岁那年寮共革命成功，他流亡法国，一去又是三十年。如今是叶老又归根，回到古镇，晚上掌厨，白天就无所事事。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苏麦坐在咖啡馆里和一个英国人吃早点，聊天。

第三天中午，我看见苏麦在街上散步，戴着帽子，毛衣从后面披挂在脖子上，做潇洒状，乍看完全是个法国人。是的，连生活情调都是法国的。

第三天晚上，我们在他的餐馆吃饭，坐在人行道的小桌上，一边吃饭，喝红酒，一边看来往过路的人，还有对面那株看起来有几百岁的老菩提。能这样慢慢地过时间，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在我心里慢慢、慢慢晕开来。。

我们在夜空下坐到很晚。人都散了，苏麦拿出他的相本，放在小桌上。一张一张看，二十二岁的结婚照片，苏麦穿着笔挺雪白的礼服，像个太年轻的海军上将，眼睛圆圆的，带着一种稚嫩的骄傲感。堆满食物的婚宴长桌旁，是寮国公主和她的家族。这是苏麦的父亲，父亲是企业家，他身旁，站的是美国驻寮国大使。那一张，是苏麦站在寮国王储身边，这一张，是内政部长和苏麦的新婚妻子，喔，是的，妻子是寮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幼女。“这个身材苗条的法国妇人啊？”苏麦说，“牵着我的手，我五岁，刚到法国。她是我的法国保母。”

苏麦给我们添酒，自己也倒了一杯。他的眼睛，有一种温暖，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很慢，很平静。厨房也静了，帮忙的小助手们已经回家，灯火已灭。我把相簿阖上。苏麦正把他的厨师白色高帽折起，放到一边。

“一九七五年流亡到法国的时候，”苏麦啜一口红酒，眼睛看着酒杯里紫红的酒液，酒液是否沾黏酒杯，行家看得出酒的好坏，“我这个巴黎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毕业生一九七五年是从餐馆里洗盘子开始的。”

苏麦有两个人生，前半生，和后半生。不，还有现在的落叶归根，那是第三个人生了。他温煦的眼睛看着十八岁的华飞，微微地笑，一点也不觉得十八岁的人可能会听不懂，他说，佛家是接受一切的。我的前半生是个王子，后半生是个乞丐，但是王子和乞丐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其实一直同时存在，只是当下不知道而已。现在都过去了，我可以说，是的，我都知道了，而一切，都是好的。

菩提树下是空的。我发现，那食摊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收了。驼背的老头也不见了。